10年前，政知局小编错过了一次去浙江的采访，谁知那次采访的主题，会出现在昨天(2月5日)公布的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里。
这个主题便是：“三位一体”。
在刚刚公布的题为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》的一号文件里，有关“三位一体”是这样表述的：加强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，积极发展生产、供销、信用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。
在10年前的浙江，曾有过“三位一体”的实验。
坦率地说，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，推出事关“三农”的实验，颇令政知局意外。
70后大概对“三位”还有印象。上世纪80年代，在小编家乡的镇上，最气派的建筑是供销社的百货大楼，好多文具用品甚至衣服都在这里买;左邻右舍买化肥要找供销社的农资公司;能在供销社谋得工作，实在令好多人艳羡。
信用社在农村地区也算得上“大腕”，好多公职人员从这里领工资，农民存款往往也找信用社。
至于合作社，更多是从生产环节来说。倘若说村民小组像“行政组织”(当然它不是行政组织，不过村民归哪个村民小组，还不能自己随意确定)，生产合作社更多像“兴趣小组”，农民自发聚拢在一起搞互助生产。
把本来是三个不同的组织整合在一起成立农协，这便是“三位一体”。
农协并非新生事物，早在1950年，我国就在农村广泛组织农民协会。当然，时过境迁，政知君提到的农协与当年大不相同，在这样的框架下，农民生产、供销、资金等需求都可能较好地得到解决。
浙江的“三位一体”从2006年初的瑞安开始。实验当然涉及方方面面的重要人物和单位，政知君印象最深刻的有三个人：习近平、周国富和陈林。
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对“三位一体”非常重视，综合性农协在瑞安率先组建并展开综合试点，具体负责的便是当年的挂职干部、清华博士陈林。而时任省委副书记周国富对“三农”工作也倾尽心力，力推“三位一体”。
而今，当年的省委书记已是最高领导人;周国富之后转任省政协主席，如今是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;当年挂职的副市长陈林也已回京，在中央编译局工作。
虽然当年几个关键人物先后离开岗位，但这场实验经受住了考验，在更多人的推动下，终于写进了中央重磅文件里，成为下一步指导农村工作的一条要求。
中农办原主任陈锡文曾指出，“三位一体，其实这种模式是中国几代搞合作制的人的追求”。
如何把农民组织起来，在“三农”领域里已是一个老课题。
2006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”，在那前后，韩国的新村运动，日韩农协模式引起许多国人的兴趣。不少日韩相关人士也应邀访华介绍经验，政知局还曾采访过韩国农林部原副部长，探讨过相关话题。
当时在北京，有关组织还提出成立“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”的动议;在地方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农民专业合作、供销合作、信用合作“三位一体”的构想，2006 年10 月专门听取试点工作汇报，当年12月浙江省委召开现场会进行经验推广。
后来在中央层面上，全国性的“大农协”因为种种原因未能组建，但随后“农民专业合作社法”出台，政府鼓励并依法成立的专业合作社已近百万家;中央出台“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”，提出到2020年，把供销合作社系统打造成为与农民联结更紧密的合作经济组织体系，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。
这份专门为供销社出台的“决定”，让整个供销系统倍感振奋。文件涉及内容很多，政知局也注意到，里面还提到允许供销社企业发起设立中小银行试点，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等，发展农村资金互助合作。
在政知君看来，这已经有了“三位一体”的关键内容。
中央出台供销社综合改革的文件是在2015年。
在此之前，全国各地有关“三位一体”的呼声已越来越高。
2013年3月，习近平在全国“两会”上重提“统分结合”，他指出，要积极探索拿出实招，适应市场经济和规模经济，努力追求统分结合的最佳结合点。
一个月后，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到全国供销总社视察，要求其调研总结浙江等地“三位一体”的经验，并要求借鉴日本、韩国的农协模式。
此后，汪洋赴浙江绍兴考察“三位一体”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建设，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，积极推动农协试点。
根据有关资料，2013年底、2014年初以来，浙江、广东省委、山东青岛市委等，在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纳入了农村合作“三位一体”的提法。江西省委的文件有类似表述。在其他一些地方县市，如广西贺州、河北沧州、安徽六安等地都做了相应部署。
不过政知局也发现，涉农的部门不止一家，在具体实施中，恐怕需要厘清责权利，需要协调各自的格局和利益;另外全国各地情况不尽相同，在发展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的过程中，可能会更多尊重地方实践，而不会采取“一刀切”的模式。
唯有如此，中央的好政策才能踏实地落地。